打粵普之爭的稻草人-「新時代中國特色」國際社會主義者的無知與矛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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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前,以國際主義為綱領的網站《國際》刊登了一篇評論文章,題為《如何終止「粵普之爭」的循環再用?-反對本土主義的語言政治》[1]。作者郭彥清從國際社會主義視覺,抨擊近日香港社會上「捍衛粵語」的呼聲。此文分析「母語論」的政治操作,指控本土主義者「崇英拒普」,並誣蔑捍衛粵語運動為「保護主義的武器」。郭氏斥責粵語運動為精英和資本家的陰謀,藉以「操弄矛盾」,壓逼基層。他據此奇異的論證,得出荒謬的結論-香港年輕人應擁護普通話教學,以「促進勞苦大眾在全中國的聯合」,實現馬克思主義理想,打倒資本階級。

本文旨在揭露郭氏的無知與矛盾,拆解其論述套路,並剖析當今中國語境下,整合了馬克思理論的中國民族主義如何應運而生。

為何《淺論》成為眾矢之的

月前,惹起滿城風雨的《淺論香港普通話教育的性質與發展》[2],宣稱粵語是方言,是漢語的地域變體,故粵語只稱得上是「母言」,而非母語。然而,所謂「母言」並非學術共識,反之,母語具有公認的準則,由聯合國教科文組職定義為「一個人最先習得的語言;最擅長或最常用的語言。」[3] 母語就是一個人自幼學習的一種或多種語言,與所屬群體(例如民族)無關。由此可見,有論者刻意提出「母言」這種含混的修辭形式,繼而鑿穿附會「母語就是民族語」,顯然犯下歧義謬誤。

該文一經報導,本港盡皆嘩然,人人口誅筆伐,本來毋庸枉費言辭駁斥。然而,郭氏緊咬此點,並據之開展論述,判斷香港人之所以恐懼「推普廢粵」,係基於政治焦慮而過度反應。事實上,香港人所反對的,是這種含混詭辯的修辭,反對自身語言遭到無理貶抑。

「粵普之爭」脈絡和背景

《淺論》吹捧「普教中」,主張利用語文教學灌輸國族認同,是不爭的事實。香港人群起反對其中歪理,郭氏竟借題發揮,為本土主義扣上了排外帽子,議題脈絡卻視若無睹。引發「粵普之爭」者,正是由於教育局在中小學推行「普通話教中文」。不了解普教中議題背景,就注定無法梳理香港近年的語言政治。

郭氏並不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:為何《淺論》刊出後,引發香港社會空前反響?為何激發起香港人對「推普廢粵」的憂慮?《淺論》所論及的措施,將粵語從中文教學中排除,以普通話取而代之,成為中小學教學語言;文中所引述之「母言」概念,則重新釐定粵語和普通話的階級關係,置粵語於現代漢語體系之下,化為一種地域語言,故課堂必須使用「民族共同語」取代「方言」教學。《淺論》作者宋欣橋坦言:「用普通話教中文,普通話科向中文科逐步合併是一個必然趨勢,這是普通話教育走向『言文合一』更高的理想階段」,可見將普通話科逐漸併入中文科,將粵語教學排擠出去,是普教中論者的實質主張。

這種邏輯為普教中提供論據,正是龐大推普工程的一環,最終目的是將普通話奉為典範,褫奪廣東話在香港的通用語地位,瓦解粵語所承載的文化。故此,這種分類不只是學術討論,它得到普教中論者徵引和肯定,實質上是推普運動的彈藥;置諸今日香港,《淺論》誘發「推普廢粵」的憂慮,合情合理。

是無知還是思考惰性?

郭氏指控「部份泛民人士」只聚焦反抗「推普滅粵」,而對英語作為教學語言(EMI)學校無動於衷,他續稱:「在英語學校學習的香港華人學生,並沒有因此失去了使用廣州話的能力。」並得出結論:「排拒普通話和推崇英語,最後也不過是一種政治立場的反映。」

在此,我們得出兩個問題:首先,為何香港人不反對英語教學?再者,反對推普作為政治立場,其因由為何?

首先,郭氏指責香港人反對普通話卻不反對英語教學,實屬錯誤類比-英語並無取代、排斥、壟斷粵語的通用語地位,反之,英語和粵語共同構成了香港人的身份。殖民地年代,雙語並行不悖,英文用於公務,粵語行於市井,是故本地華人學習英文,不妨礙其粵語,乃至書寫中文之能力。英文學校出身的華人學生,固然不會丟失母語(假設母語為諸本地語言如粵、客、潮語等),反而獲得多語言運用能力(上課用英文,同儕間用粵語,在家說母語)。按情境粵英互換,各適其適,本是微妙的歷史遺產。學生不曾失去說廣東話,或學習母語的機會,因為英語教學從來沒有排擠粵語;廣東話是默認的中文科授課語言,粵語等同於官方意義下的中文。

當然,我們不能如郭氏一般籠統,必須清楚理解粵語成為通用語,乃至中小學授課語言的歷史過程。「六七暴動」後,港府改革教育制度,語言放任主義告終,粵語教授中文才成為規範。從此,從中國南來的老師也得改用粵語授課,國語具有政治意識而不再教授。七十年代「中文運動」後,中文獲肯定為官方語言,中文傳媒統一使用粵語廣播,潮州話、客家話、上海話等族群語言從社會淡出,繼而消亡。[4] 從此,粵語地位擢升,從主流族群(廣府人)語言變成實然共同語,戰後成長的一代人,遂以粵語為母語。粵語演化為通用語,過程緩慢而漸進;英語則源自歷史遺留,形成社會慣例。今時今日雙語平等,英文已從殖民結構中解放出來,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殖民主義符號。由此觀之,英語和粵語共同塑造當代香港社會面貌。反對英語教學,等於取消自己的歷史和身份。詰問香港人為何不反英語教育,愚昧且可笑。

香港教育系統發展逾百年,雙語教學成為優良的校園傳統,成績斐然,不言自喻。反之,普教中學校出來的本地學生呢?其中文能力如何?其粵語表達如何?普教中劣跡斑斑,我們有目共睹。當普通話成為授課語言,學生的粵語混雜大量北方話詞彙、混淆粵普發音、用普通話語法講廣東話,甚至在家抗拒說粵語,或反之在校因普通話不佳而拖累中文成績,情況屢見不鮮,在小學階段影響尤為嚴重。[5] 遑論普教中成效存疑,連教育局亦自打嘴巴,承認普教中不能提升語文能力,有學校實行普教中後學生成績不升反跌。[6] 故此,反對普教中理據充足,是明確的教育政策訴求。

再者,為何反對推普是一種政治立場?因為推普本身就是一項政治工程!容我順着首個問題的脈絡來闡述。英國治下,基於地緣局勢,教育刻意迴避政治意識,語言政策去政治化,以實用主義為本。殖民地教育系統並不以文化歸化為己任,沒有把學生同化成為英國人,更沒有將語文教育當成國民教育。反之,普通話教育則是赤裸裸的政治宣傳,灌輸國族認同 [7],每日將「熱愛祖國」、「我們都是中國人」掛在嘴邊。相比昔日英治教育的去政治化,今時今日的推普工程植入愛國主義教育,從思想上改造本地學生,特別粗暴野蠻。郭氏若要評論語文教育政治化,理應首先指斥推動普教中的教育當局,而非仗義執言的香港市民。

郭氏將「粵普之爭」化約為排外運動,指斥香港人抗拒普通話基於恐中情緒。事實上,自一九九八年起,本地小學和初中已設立普通話科 [8],學生有充分機會學習兩文三語。若果如郭氏所言,香港人的恐慌基於「反對學習普通話」、「抗拒中國的政治訴求」等排外情緒,我們不免要問,為何主權移交前後,香港人並無厲聲疾呼要求取消普通話教學?社會上並無出現如今時今日般的迴響?為何二十年後,在教育局屢次貶抑粵語,將國民教育滲透語文科目,大舉推行普教中之際,香港人才萌生疑慮?香港掀起「推普廢粵」恐慌的根本原因,係基於大規模且具系統的普教中政策,試圖扭轉本地中小學課程,從小改變下一代人的主要交流語。

郭氏武斷地宣稱,香港人視普通話為「一種代表『低劣文化』的『匪語』」,暗示排拒普通話為文化優越感作祟。網絡辱罵和民粹主張興起,是近年普通話和簡體字大舉進入香港公共空間所衍生的衝動,郭氏觀察到表象,馬上將之標籤為「針對大陸的本土保護主義」,連帶粵語亦遭郭氏指摘為民粹焦慮的「武器」。然而,在情感發洩背後,具體的教育議題訴求、正當的自我辯護他卻視而不見,一併斥為排外民粹,這是不可饒恕的思考惰性。

郭氏站在國際社會主義立場,假設香港人抗拒普通話出於戀殖心理,依附資本主義制度,斷言「捍衛粵語」呼聲是由精英煽動的民粹運動。在郭氏這等左派眼中,英國殖民者的一切都是腐朽且可惡,他自不免大肆批判帝國主義,將英語教育打成殖民者的統治手段,甚至身份認同亦是資產階級的發明。然而與此同時,中國帝國主義張牙舞爪,郭氏卻視若無睹,甚至為之辯護。

回顧郭氏所申辯的《淺論》,其中坦白交代普教中和推普政策的屬性,均為國民教育一環:「而通過學校教育使公民從小熱愛祖國的語言文字,增強中國文化的歸屬感和認同感。」今時今日的社會精英,忙着送子女進普教中的國際學校,在家中以英普溝通,把子女名字改成普通話拼音,這不就是前朝扶植的資產階級,與當代殖民者結盟嗎?今日港府大力宣揚普通話教學,說方便與中國接軌云云,用經濟價值為說辭,迷惑大眾,這不是左派痛恨的資本主義技倆嗎?擁護普教中的學者奉普通話為標準,挾「語言正統」排擠粵語,口口聲聲「說普通話做文明人」,這不是左派口中的「文化優越」嗎?為何左派不直接控訴威權,反來協助帝國主義者,夾擊負隅頑抗的香港人?左派自囚於反西方資本主義霸權的教條主義,無法處理理論和現實的矛盾,在中國國家資本主義面前茫然失措,無所適從,對當代帝國主義擴張不吭一聲,集體失語。

國際社會主義評論的自相矛盾

指控香港人崇英戀殖後,郭氏旋即攻訐「母語論」。他批評「粵語是香港的母語」論題不公允,中國新移民和少數族裔的第一語言並非粵語,繼而推論實施普教中的合理性:為中國新移民提供「平等的語言教育」,以及為少數族裔打開普通話學習的大門。

在此,我們又得出兩個問題:首先,「母語論」是排外武器嗎?再者,普教中是平等的語言教育嗎?

首先,郭氏將「母語論」扭曲成語言沙文主義。郭氏所謂「粵語是香港的母語」命題,大概是他自行將捍衛粵語論述約化。觀乎眾論,斷無如此文理不通,準確用詞應為「粵語是香港大多數人的母語」或「粵語是我的母語」。郭氏提出「粵語是香港的母語」,彷彿本土主義者把香港人格化,仿效日耳曼女神般,創造出「母語為粵語的香港女神」的沙文主義幻想。這一切矯飾,不過方便他打民粹主義的稻草人。郭氏刻意搬弄詞彙,將事實陳述轉化為語言優越論。這技倆與混淆「母語」及「民族語」的《淺論》如出一轍,難怪郭氏一看見偷換概念的同道中人,就急不及待讚譽。

「母語論」意義為何?就是提倡人人皆有學習母語的權利。香港的粵語人,爭取粵語教學有錯嗎?此舉理所當然,維護粵語教學是正當訴求,並不等同排斥他人的母語。郭氏大可控訴制度不公,謂其他語言得不到重視,斷不能把這筆帳賴到捍衛粵語教學的人頭上。然而,我們不要忘記,郭氏打從一開始就肯定了《淺論》的定義,他反對粵語具有母語地位,即試圖宣稱:在香港講廣東話長大的人,其母語不可能為廣東話。換言之,基於普通話才是「民族共同語」前設,郭氏針對香港所有非普通話的人口,包括佔絕大多數的粵語人,貶抑他們母語學習的權利。反之,中國移民則擁有母語教學權利,因為他們說民族共同語-普通話,符合《淺論》的定義。郭氏自命為馬克思主義者,主張「所有民族和族裔的平等,包括語言政策」,卻走來攻擊香港人的粵語教學,這就是所謂平等嗎?當「母語教育」由粵語為母語的香港人提倡,就是排外法西斯;當「母語教育」應用在普通話為母語的中國移民身上,就是「平等的語言教育」。這不是雙重標準是甚麼?兼且,普教中底下的語言同質化,根本矛盾於他所謂的平等主張,郭氏卻以詭辭蒙混過關,說穿了不過是思考短路。

再者,郭氏將少數族裔(尤其南亞族群)的邊緣狀態,簡單歸咎粵語教學,認為普通話能幫助彼等學中文。郭氏提出了假設:粵語教學令少數族裔不能讀寫中文,普教中則令他們學中文及掌握普通話。但他犯了常見的謬誤:混淆學中文和學普通話兩回事。少數族裔學不好中文,非因粵語教學,而是缺乏良好的中文課程。致力協助少數族裔的香港融樂會已經明言:「要看少數族裔在教育上是否有平等的學習機會,不只在於他們在學校是否有中文課,還要看學校是否有為非華語學生而設的中文學習課程。」[9] 問題在於建立清晰的「中文第二語言學習架構」,支援系統化教材和教師培訓,這方面已有清晰的建議,顯然與是否用粵語教中文無關。

事實上,普教中對少數族裔最不公平,它連非華語學生唯一在學校學習廣東話的機會亦剝削了,無助於他們融入社會。[10] 粵語是香港的實然共同語,若要達成族裔共融,予少數族裔學習粵語是理所當然。當少數族裔學習中文困難重重,難道解決方法是引入普教中,把他們的基本粵語溝通能力也解除掉嗎?顯然不是。由此可見,郭氏對香港的現實陌生非常,牽強扯進少數族裔來討論,無非消費他們的處境,藉以攻擊他口中的本土主義者。

離地萬丈的國際社會主義者,除了空喊口號:「廢除香港的等級教育制度,推行真正普及和優質的『兩文三語』教育」之外,有何實質建設?郭氏百般推崇的普教中,強硬植入普通話教學,取締粵語,正正否定了兩文三語教育原則。郭氏一邊廂褒賞「兩文三語」,另一邊廂為普教中護航,置少數族裔利益不顧,不是自相矛盾是甚麼?

國際社會主義者的後設論述

縱觀郭氏的謬誤,我們發現了整篇論述的兩個關鍵邏輯:階級決定論和中華民族主義。

國際社會主義者眼中,普通話掃蕩了地域語言,瓦解了資產階級的文化遺產,都是團結無產階級的好東西,合乎馬克思主義歷史發展。他們背後的邏輯是甚麼?就是階級決定論:普通話是無產階級的語言,必然是好的;粵英雙語由殖民地延續至今,是帝國主義者、資本主義社會的語言,必然為反動的、民粹的、壓逼的。既然如此,我們不免要問:難道推普的政治操作就不民粹、不壓逼嗎?有一點歷史常識,也知道中共推普後,地域語言如何消失殆盡;有一點時事常識,也知道在新疆、西藏,中共如何藉推普來鏟除維吾爾人、藏人的文化。扎西文色(བཀྲ་ཤིས་དབང་ཕྱུག/Tashi Wangchuk)提倡藏文教育,反而被控「煽動分裂」,判監五年。[11]

另一個思考套路,就是訴諸不可撼動的民族主義前設。這些國際社會主義者把香港人歸納於同質的「漢族」之下思考,把本地的漢語系語言(粵、客、潮語等)定義為相對於普通話的方言,若果他們承認香港的本地語言有母語地位,等於承認香港人是「漢族」之外的群體,甚至每一個語言族群皆有成為民族的可能。國際社會主義者口中的平等,只適用於漢族以外的民族,所有被標籤為「漢族」的群體,他們概不考慮。他們肯定國族建構為必要階段,為破除階級對立的手段。於是他們利用「中華民族」和「漢族」的既有建構 [12],實現社會主義化,充當過渡,準備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後民族大融合。故此我們得出結論,這些左派不但是馬克思主義者,同時亦為中國民族主義者。

接下來的問題是,在當代中國的背景下,為何馬克思主義竟與民族主義合流?

馬克思主義「中國化」後的民族主義形態

郭氏的理論框架,角度無疑是國際的,關注國際工人階級鬥爭的問題。然而,他無視推普背後的政治圖謀,反過來指斥保衛粵語者民粹,表面上為國際主義說辭,實質附和帝國主義的大旋律,化身為統戰棋子。其中詭異之處,在於其馬克思論述裏,隱含着中國民族主義的形態。

國際主義者的視野,承襲自二十世紀中國的民族、階級解放運動。他們援引馬克思理論,以清帝國解體後的地理中國為版圖,結合共和主義者的「中華民族」建構,試圖在此民族國家基礎上,實行共產主義鬥爭。其理論框架,以大一統中國為本位。然而,清覆亡後軍閥混戰,國族主義者無法建立統一政權,憲政共和的政治實驗徹底失敗了。加上蔣介石清黨,將共產黨排除出政治體制,使之無法騎劫民族資產階級的結構,據之發動無產階級革命。於是共產黨苟且殘存,轉行武裝對抗,因西安事變免於覆亡,抗日勝利後獲蘇聯轉授軍備而勢力大增,最終驅逐國民黨,建立政權。

在國族建設而言,資產階級的「五族共和」理型敗亡了,中共繼而走上另一條道路:將階級鬥爭放置在民族對立之先,以社會主義改造令各地各族人民,成為無產階級,使之同質化。於是,無產階級成為民族主體,共產中國下的「社會主義民族」誕生了。社會主義民族由史達林提倡,主張無產階級在鬥垮資產階級後,建立自己的民族身份,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和語言。[13] 然而,中國繞過了一般社會主義發展程序:推翻帝制王權,建設民族國家,藉資本主義提升生產力,擴大社會矛盾,然後基層產生階級意識,內部鬥垮資產階級,演化為社會主義共同體。反之中國脫離了範式,在帝國狀態尚未解體,民族尚未完成建國,就統合了民族分歧,直接跳躍成社會主義國族。

文化革命是民族整合的手段。普通話統一了語音,簡體字統一了文字,粗鄙的共產式遣詞用字成為風尚(或稱之為「毛氏語言」,事無大小俱言打造、爭取勝利、加大力度之類),乃至庸俗的紅底白字橫額,一切都為清洗資產階級的文化資本,鍛造嶄新國族形態。文化改造令共產黨得以延續帝國遺產,以解決階級矛盾來延緩民族矛盾,縫紉分裂的清國版圖。因為一旦階級分野過大,就有轉化為民族(或至少地域)差異的傾向,而區域主義不相容於中國皇朝的大一統傳統。於是,中共用「多民族-單一國族」的複合國民身份,將過往臣服滿清藩部、土司流官的民族納入社會主義國族裏。用柄谷行人的話來說,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就是重塑中華帝國的過程。[14]

從此可見,民族主義嵌入了當代左派的思考範式。但是,這是「當代」的例外嗎?若深入理解馬克思理論與民族主義的關係,及其在中國的引入和發展,我們不難總結: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興起,目的就是為了消解清國遺留下來的民族矛盾,亦即是中國現代化的根本疑難-從皇朝天下到民族國家的轉型;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,就是現代中國的國族建設方案。

馬克思理論如何看待民族主義

在此我們應當問,馬克思自己如何看待民族主義?

以色列政治科學學者Shlomo Avineri將馬克思的民族主義評論分為兩個時期:「前現代範式」及「資產階級範式」。[15] 我們耳熟能詳的「工人無祖國」,屬於前現代範式論斷;據他判斷,資本主義推翻了封建制度,普遍化的市場將逐漸消磨民族差異,最終融合為世界市場,無產階級就能大團結,發動革命。然而,當民族主義掀起革命浪潮,歐洲風起雲湧之際,馬克思的取態變得曖昧不一。於是,以一八四八年「人民之春」-法蘭西第二共和建立,德意志三月革命、法蘭克福會議,意大利統一運動-為分水嶺,他開展了資產階級範式評論。據他演繹,民族國家為資產階級主導的現代上層結構,目的為擴大市場,鞏固疆界。他支持德意志統一,支持關稅同盟,支持普法戰爭,作為發展民族國家的手段;但又支持波蘭獨立,脫離普魯士,以阻隔東面的沙俄,以免皇權干預歐洲的革命成果。與此同時,馬克思反對中歐的民族主義,如捷克、克羅地亞、塞爾維亞獨立運動,因為一旦哈布斯堡皇朝四分五裂,將不利工業化和工人階級形成;他還主張丹麥併入德國,墨西哥由資本主義更成熟的美國統治。在階級鬥爭大前提下,民族整合是有利的,但某些狀態下,獨立建國是現實需要。故此,Avineri將馬克思的態度歸納為工具論:民族主義、融合與分離只是一種策略,既可是進步,亦為反動的。如此一來,既符合唯物辯證、歷史絕對精神的發展,亦迴避提出「如何理解民族」的普遍法則。

馬克思的模棱兩可,為社會主義者留下一堆未解的難題;乃至於馬克思理論「資產階級範式」在處理民族主義上的無能為力,是當今左翼論者之共識。云云社會主義運動裏,就着民族問題,列寧的帝國理論尤為顯著。基於沙俄的多民族性質,列寧提出民族自決,肯定勞動人民擁有獨立建國之權利。[16] 照此論述,民族主義具備兩種辯證特性:由於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,(殖民地的)民族主義成為反帝國運動;同時,帝國內部的民族主義亦滋長,以為抗衡。[17]

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,不斷修正民族理論。蘇格蘭新左翼學者Tom Nairn更斷言,「民族主義理論代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大錯誤」,民族主義是自在的,並不源自階級結構。[18] 他宣稱,民族主義是「現代發展的病理學」,是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結果,在低等發展社會的資產階級,首先受到失衡經濟的衝擊,於是引領其他階級,展開民族運動。蘇聯瓦解後,他拋棄了馬克思傳統,轉而承認民族國家的解放性質,並非只是階級鬥爭的附屬品。簡而言之,左派論界在七八十年代經歷大轉向,試圖重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結構,以和應蘇聯模式作為當代帝國的最終崩潰,民族國家回歸,成為世界潮流。

今時今日,國際社會主義者評論當代中國時的盲點在於,他們並不意識到原先的社會主義國家已經躍升為資本主義帝國狀態。他們所堅持的民族主義,化為列寧所謂反動的帝國民族主義。左派的立場錯置有先例可尋,例如就法國殖民主義、越南獨立運動、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的問題,法國共產黨一直進退失據。[19] 一九五六年,法國國會動議授權首相Guy Mollet特殊權力,在阿爾及利亞實行軍事封鎖,應對獨立戰爭,在此,法共投下了贊成票,與殖民體制站在同一陣線。[20] 晚至六十年代,法共在「維護國族利益-共和國體制-愛國主義」和「支援反殖鬥爭-奉行國際主義」之間,始終傾向前者。民族問題,長期困惑着法國的極左翼。

對比現今的中國國際社會主義者,不難看出他們有着同樣矛盾。他們評論事情的時候,往往以中國為單位,強調國族連繫,不可分割。很簡單的道理,若果他們不堅持國族同質,不維護國家統一,一旦鬥爭激發,工人階級就不能大團結,反而會以本土利益為念,與資產階級結盟,發展分離勢力。然而問題是,在今日中國,依舊彈奏國族的老調,作用是催化基層團結鬥爭,抑或肯定權貴資本集團的統治威權,來壓逼邊緣的民族?

「中國模式」-馬列思想的本土化

這些國際社會主義者,實質就是社會主義統一派(左統)。他們對大一統的中國有着病態執迷。在他們眼中,以「漢族」為中心凝聚起來的「中華民族」,將低等發展的地區和人民融合進高度發展的單位,符合馬克思的民族工具論,正是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民族典範。

隨着官方為這種民族主義定調,當代中國史學亦跟着意識形態修正。在此,費孝通的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論」值得一提:「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,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,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,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形成的。」[21] 按照此論,歷史上漢族周邊的民族。他將文化多元與政治一體拼湊在一起,合理化中共的社會主義國族建構,暗合民族不同而階級互通的政治操作。運用社會主義原理,理順民族整合,消解矛盾。多元一體論就是民族融合的理論化,消解清帝國系統,將漢人取代滿人政治主體地位,成為凝結各民族的一元。這種史觀呼應當代政治設置,是列寧民族理論的本土化。

如此一來,為何中共拒絕蘇聯式的加盟共和國制度,反以自治區的方式吸納周邊民族,原因就顯然易見了。一旦肯定民族自決權,民族紛紛獨立,國族崩潰,下場就如蘇聯一般分崩離析。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》第二條訂明「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」。[22] 毛澤東從起初主張湖南獨立、聯邦制,到主政後實行「民族區域自治」的轉向[23],說明「國族凌駕民族」的政治建構,就是繼承帝國遺產,維繫領土完整的策略。

正如馬克思主義傳入俄羅斯經歷本土化,混合斯拉夫村社主義、布爾什維克的階級鬥爭;中國左派仿效蘇俄馬列主義,馬列思想在中國又有一重演化:毛澤東的農民民族主義、鄧小平的市場經濟、國家資本主義、大一統中華民族論述。[24] 最終提煉為「中國模式」的馬列主義,向外輸出,出售到其他發展中國家,並藉民族主義統合海外華僑,增強文化向心力。

從社會主義革命到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」

二零零六年,中共將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」定義為「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、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」。[25] 二零一八年,中共十九大修憲,正式將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」寫進憲法,將之界定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論調。[26]

在「強國崛起」的年代,「民族復興」成為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」的主要內容,為國家論述的基本修辭。經過改造和本土化,馬克思主義從思想工具,蛻變為立國神話,近乎宗教形式的信仰。馬克思理論和共產式修辭,成為當今黨國體制的聖儀;馬克思宛如先知般的地位,從中共舉行的二百週年誕辰大會上顯露無遺。[27] 從當代視野來看,國族主義超越了馬克思理論傳統,國族奮進成為當然政治目標;黨國體制由社會主義革命的領導者,變身為民族復興的使者。

今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,無論在版圖、國族建構和(理論上的)意識形態,都與國際社會主義者的理想最為接近。在他們眼中,中國正在執行剷除殖民主義的歷史意志,是反帝運動的化身;強大而統一的中國,有利無產階級運動向外擴散,打倒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集團。[28] 故此,他們挪用反帝論述,合理化中國擴張;他們為了成全一個囊括中港台的社會主義國家,不惜攻擊地方的自主意識-儘管當今中國的黨國官僚體制,本質上奉行國家資本主義。

國際社會主義者空虛無力的根本原因,在於他們將自己困於國際工人階級反對資本帝國主義的「歷史進程」囚牢裏,把階級鬥爭簡化為「資本主義國家」-「社會主義國家」的對立。[29] 國際社會主義者的世界觀和價值觀,本質上是列寧主義意識形態的衍生物。自從蘇聯解體,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,這些左派猶如無主孤魂,而中國崛起,順理成章成為其靠攏對象。僵化的反美反帝教條,與保守的民族觀結合,令這些左派成為意識形態統戰的打手。

結語:「新時代中國特色」的國際社會主義者

在此,我們拆解了國際社會主義者的思考路數,分析了他們跟隨黨國步伐,附和帝國民族主義的歷史源由。他們罔顧中國回歸帝國狀態的現實,沉醉在社會主義空想裏,維護陳腐的國族建構,這一切都令他們處於一個詭異的立場-既支持階級解放亦肯定民族主義壓逼。如此一來,他們之所以為推普工程搖旗吶喊,指責粵語運動,甚至否定港台兩地的分離運動,背後原因就昭然若揭了。

國際社會主義者,或所謂的社會主義統一派(左統),已經與帝國統一陣線,在反抗者背後放暗箭。左翼原是社會的批判力量,今日反與帝國主義合流,大放厥詞,其悖論應當掃進棺材。這些歷史渣滓,我們大可冠名為「新時代中國特色」的國際社會主義者,他們實至名歸,當之無愧。

[1] 郭彥清,《如何終止「普粵之爭」的循環再用?反對本土主義的語言政治》,2018年5月19日
http://international-online.org/2018/05/19/language-wars/

[2] 宋欣橋,《淺論香港普通話教育的性質與發展》
https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curriculum-development/kla/chi-edu/resources/primary/pth/jisi4_24.pdf

[3] UNESCO, Education in a multilingual world, 2003, p.15
http://unesdoc.unesco.org/images/0000/000028/002897EB.pdf

[4] 楊聰榮(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客席助理教授),《香港語言問題與語言政策-兼談香港語言政策對客語族群的影響》,2002 https://web.archive.org/web/20180226083419/http://web.ntnu.edu.tw/~edwiny/pdf/02-hk-langu-policy.pdf

[5]《普教中:學生粵語能力恐削弱》,東方日報,2016年3月10日
http://hk.on.cc/hk/bkn/cnt/news/20160310/bkn-20160310065905243-0310_00822_001.html

[6]《研究指未有明顯證據指普教中有助學習中文》,經濟日報,2016年6月27日
https://topick.hket.com/article/1452964/%E7%A0%94%E7%A9%B6%E6%8C%87%E6%9C%AA%E6%9C%89%E6%98%8E%E9%A1%AF%E8%AD%89%E6%93%9A%E6%8C%87%E6%99%AE%E6%95%99%E4%B8%AD%E6%9C%89%E5%8A%A9%E5%AD%B8%E7%BF%92%E4%B8%AD%E6%96%87

[7]《洗腦教材滲透中文科失守 教學童向國旗傾訴 唱國歌必須有力》,蘋果日報,2012年9月17日
https://hk.news.appledaily.com/local/daily/article/20120917/18018172

[8] 教育局,《中學課程綱要:普通話科(中一至中五)-課程取向》,1997
https://www.edb.gov.hk/tc/curriculum-development/kla/chi-edu/curriculum-documents/secondary-edu/pth.html

[9] 香港融樂會,《香港少數族裔學生的中文學與教 — — 全面評鑑2006–2016》,2018
Hong Kong Unison, “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of Chinese for ethnic minority students in Hong Kong 2006–2016”, 2018
http://www.unison.org.hk/DocumentDownload/Researches/R201805%20A%20comprehensive%20review%202006-2016.pdf

[10] 香港融樂會 , 《有關「兒童對政府的期望」的意見書》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hc/sub_com/hs101/papers/hs10120170325cb4-816-3-c.pdf

[11] “A Tibetan Tried to Save His Language. China Handed Him 5 Years in Prison.” The New York Times, May 22, 2018
https://www.nytimes.com/2018/05/22/world/asia/tibetan-activist-tashi-wangchuk-sentenced.html

[12] 劉仲敬,《國際主義格局下的東亞民族構建》,2017
https://medium.com/@LiuZhongjing/%E5%9C%8B%E9%9A%9B%E4%B8%BB%E7%BE%A9%E6%A0%BC%E5%B1%80%E4%B8%8B%E7%9A%84%E6%9D%B1%E4%BA%9E%E6%B0%91%E6%97%8F%E6%A7%8B%E5%BB%BA-%E4%B8%8A-4c91d711a47b

[13] J. Stalin, “The National Question and Leninism”, 1929
https://www.marxists.org/reference/archive/stalin/works/1929/03/18.htm

[14] 柄谷行人,《帝國的結構:中心.周邊.亞周邊》,2015

[15] Shlomo Avineri, “Marxism and Nationalism”,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. 26, №¾, 1991

[16] Vladimir Ilyich Lenin, “The Right of Nations to Self-Determination”, 1914
https://www.marxists.org/archive/lenin/works/1914/self-det/ch01.htm

[17] Tom Lewis, “Marxism and Nationalism”,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Issue 13, 2000
https://isreview.org/issues/13/marxism_nationalism_part1.shtml

[18] Tom Nairn, “The Modern Janus”, New Left Review, no. 94, 1975

[19] The Communists and the Colonized — AN INTERVIEW WITH SELIM NADI
https://www.jacobinmag.com/2016/10/pcf-french-communists-sfio-algeria-vietnam-ho-chi-minh/

[20] Jacques Duclos Explains the Communist Vote in Favor of the Government, 1956
https://www.marxists.org/history/algeria/1956/duclos.htm

[21] 費孝通,《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》,1999

[22] 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》,1984
http://www.npc.gov.cn/wxzl/gongbao/2001-03/03/content_5004447.htm

[23] 李維漢,《關於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的若干問題》,1980

[24] 林精華,《中國知識分子對蘇俄革命的誤讀》,2006

[25]《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》 ,新華社,2006年10月18日
https://web.archive.org/web/20150924024022/http://www.gs.xinhuanet.com/news/2006-10/18/content_8289714_4.htm

[26]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(草案)》,新華網,2018年3月6日
http://www.xinhuanet.com/politics/2018lh/2018-03/06/c_1122496769.htm

[27] 《紀念馬克思誕辰200週年大會》,新華網, 2018年05月4日
http://www.xinhuanet.com/politics/zbmks200/index.htm

[28] 曾昭明,《歧路徘徊的中國夢:民族國家或天下帝國?》,2014
http://blog.roodo.com/poiesis/archives/25899094.html

[29] 丘琦欣,《華文世界中的「左獨」與「左統」》,2018
https://newbloommag.net/2015/05/25/pro-independence-left-vs-pro-unification-tw/

16/10/2018

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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